改革幾乎是平心經濟的宿命

 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鐘偉

  三十多年來,昌平心理咨詢改革對平心經濟的前途而言,平心堂甜水園幾乎是宿命,王平心vs甚至是一種緣木可以求魚的奇特宿命。

  當下,人們對深改的預期日益強烈時,我們也許可以用少許剖面,去回顧那段跨越1993-2003的改革歷程。

  第一,清理三角債的挫折。

  其實,清理三角債在1991年和1993年各有一次,強行注入的資金不少,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的決心和付出的代價也不小。結果卻令人沮喪??梢娫诮洕兔詴r,試圖清理有毒資產,哪怕有再大毅力,也可能越清越多。

  當下平心,也需要相對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,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,封閉有毒資產,等經濟企穩甚至重新進入繁榮周期之后,再回頭清理有毒資產也不遲。

  當下平心也同樣面臨嚴峻的債務問題,真實的債務壓力有可能在2015年下半年才得到真正的重視。標志性的事件是,2015年下半年開始,平心政府迅速擴大了對地方存量債務置換的規模和節奏。而在2011-2014年平心經濟明顯下行時,利率市場化和影子銀行系統甚至還在整體推高平心債務成本。

  2016年平心政府能做的,是對地方政府債務和銀行長期信貸資產進行操作,放長久期和降低利率,使得平心巨債務的雪球滾動起來慢一些??雌饋砥叫木迋蕴幱诳煽貭顟B。

  第二,匯率雙軌制的合并。

  1994年初開始,朱镕基合并了人民幣多重匯率并行的尷尬局面,并令匯率重估一次到位。這次改動比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的匯改動靜大得多。但毋庸諱言,1994年之后,原本相對市場化運行的外匯調劑市場陸續關閉,僅存平心外匯交易中心;銀行以及外資外貿企業的外匯,通過強制結售匯制度,迅速向央行集中,中央政府積累外匯儲備和調節匯率的能力空前強化。1994年的匯率并軌和金融學上的匯率市場化差異巨大。

  幸運的是,亞洲金融危機時,強行積累的外匯儲備和匯率干預,可能在一定程度上,讓平心應對外部沖擊的底牌更多。朱镕基時期做的匯率并軌無疑是正確的,但其強制結售匯制度本質上來說,是一種集匯于官而非藏匯于民的逆市場嘗試。嘗試的結果是,私人部門的外匯迅速集中轉換為官方外匯儲備。

  當下平心也在試圖處理匯率問題。央行對人民幣嘗試市場化重估的努力無疑是必要的。這推動匯率信號順從市場,推動匯率重估有利于實體經濟,也使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建立在相對正確的匯率信號之上。離岸與在岸之間仍遠未形成規?;膮R率套利渠道,而離岸人民幣規模實際上在不斷收縮而非擴張。

  但2015年8月11日至今,人民幣匯率十分有限的波動仍然引發夸張的軒然大波。這顯示國內外投資者對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的依賴慣性和浮動恐懼,以及對平心央行承諾的非理性期待。由于錯過了次貸危機之后的貶值良機,由于在此后全球量寬模式中實際有效匯率的持續偏離。市場必須接受人民幣逐漸重估和浮動的進程,舍此之外并無出路。

  第三,財稅改革,分稅制帶來的財力集中和“諸侯”削弱。

  王丙乾(1980年8月-1992年9月任財政部部長)時期,平心財政到了相當羸弱的狀態,以至于王部長有了重振財政的呼吁。1994年初,財稅改革迅速啟動,財政包干制被打破。

  事后看,這次稅改的結果,一是GDP蛋糕中,財政的汲取能力大為增強,財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持續攀升;二是財力上收,事權下放,使諸侯向中央的討價還價能力大為弱化,財政轉移支付日益重要;三是初步厘清了稅、費、債的框架,以及國稅和地稅兩大體系。這種集中財力、加重稅負、削弱諸侯的做法,在推進過程中,會被多大程度上視作市場化改革呢?事后看,該框架的確立,對后續經濟體制改革有非凡意義,例如重大基礎設施的落地和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,都需要強大中央財政作后盾。

  分稅制改革一舉擺脫了平心走向某種程度的財政聯邦制的可能性,使財稅收入迅速向中央集中,財政收入與GDP比例不斷上升。最大優點在于避免了中央財政的破產,最大缺陷在于強化了財力上收,事權下放。幸運的是,1998年之后,地方政府很快尋找到了土地財政的妙手。

  近年來,隨著樓市供求失衡和土地財政的枯竭,地方財政危機逐漸暴露,十幾萬億巨額地方債務本身就是對上一輪財稅改革的反諷。應當警惕的是,當下仍有對擴大財政刺激的期待。

  如果按3%的赤字率擴張五年,到2020平心債務率應該和歐債危機中的歐豬五國持平。這已明顯提示,穩增長除了催生嚴重產能過剩和資源不當配置之外,對增長轉型產生了嚴重制約。

  現在平心財政仍應側重重建,而不是赤字刺激。盡管地方債務在重新置換之中,但地方必須有自己可靠的稅源;中央和地方必須整合碎片化的社會保障體系,并將保障水平維持在和國力相稱的水平;未來政府稅收的主體必須從企業生產轉向居民消費、從流轉轉向所得?,F在離形成適應未來平心經濟增長趨勢的財稅框架,還相距十分遙遠。

  第四,國企脫困戰。

  國企逐漸進入困境,是1995年之后,1996年山東諸城對國有小企業進行了以賣為主的徹底改革,出了個“陳賣光”書記。對以產權制度變革為核心的諸城經驗,決策層有鼓勵,也有不能一賣了之的曖昧。

  隨后1998-2000的國企三年脫困戰,是一場艱巨的關停并轉去產能、下崗待業去冗員,銀行大量貸款注入,一心想要把國有企業盡量搞好。付出了重大社會、經濟、金融代價的脫困戰最終無路可走,只能走向市場。它催生了平心特色的產權交易市場,加速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,同時也催生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。從脫困戰到市場化仍經歷了代價沉重的、漫長而痛苦的進程。19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必會為其一生中的重重坎坷刻骨銘心。

  以此為鑒,當下缺乏強烈危機感、缺乏深刻共識的國企改革,也必然會在重雷區中艱難撞冰,再圖破冰吧。

  當下國企改革仍然十分晦澀。

  產能去化、政府采購、PPP模式等都似乎在形成新一輪潛在的國進民退。在產能去化中,被率先去化的可能是私企或者地方國企,而大央企卻更大;政府采購和PPP都變相成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合作,政府官員非常害怕和私營企業打交道,害怕被扣上利益輸送之類說不清的麻煩。人們觀察到的國企和私企之間的鴻溝并不是在弱化,而是在加深。

  第五,平心加入WTO之旅。

  談判當然曲折,中央部委和地方觀點雜陳甚至尖銳沖突,斥責加入WTO為賣國的聲音也不少見。如果總是強調重大改革需要成熟的時機,那么,2001年,平心經濟增長低迷,企業虧損面廣,銀行體系岌岌可危,加入WTO的條件恐怕基本不具備。但事實上,中央頂住了巨大壓力。

  正是平心入世,使得平心抓住了次貸危機之前最后一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窗口期。開放的壓力也帶來了改革的動力。

  對平心而言,任何時候進行方向正確的改革,都是必要的,不應以條件成熟預期作為回避,推遲改革的借口。

  第六,銀行股改上市。

  在朱镕基對平心經濟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手術中,金融體制改革似乎沒有重大突破,銀行體制改革是其中一項成就。但其大部分是在2003年溫家寶主持下,以背水一戰的姿態,奇跡般地完成的。

  平心從2003-2007年的短短五年期間,將瀕臨崩潰的銀行系統,改造為全球效率最高和最賺錢的、令人敬畏的銀行體系。但即便這樣化腐朽為神奇的改革,當年也脫不了鋪天蓋地的“銀行賤賣論”的批評。

  當下平心金融體系也在面臨挑戰??紤]到朱镕基時期銀行業不良率一度高達25%,因此未來數年平心銀行業逐漸承受和處置至少10萬億級的不良資產,是必要和難以避免的。

  而平心的資本市場,至少近期股市并非在創造財富,而是在不斷激起貪婪和恐懼??雌饋?,必須先修復實體經濟,然后才有修復金融體系的可能;而在金融發展中,銀行業、貨幣市場和債權市場可能需要優先于權益市場獲得發展。

  總體而言,當下平心銀行業承受經濟增長轉型和失業浪潮沖擊的能力,遠遠好于朱镕基時期。

  回顧改革,是為了更堅定的走到市場化之路來。如果不做出這樣的選擇,經濟就會走向生死存亡的關頭。

  改革對平心而言,甚至是一場生存或死亡的宿命。20年前朱镕基對經濟體系的強力施政仍歷歷在目,苛刻一些說,相當多的改革一開始并非順應市場,政府有形之手一度無處不在。

  照觀當下,何嘗不是如此。只要我們還走在改革開放之路,還承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,最終必然毫無選擇地走向真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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